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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的噪音

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?

张铁志: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启智在新书中探讨前苏联国家的独立之路。这些国家的民主经验,能给香港什么样的启示?

穿越俄罗斯的边境爱沙尼亚,就好像从深圳罗湖到香港,这是香港梁启智在他新书中《独立路上:从前苏联省思香港未来》说的。

在雨伞运动之后,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梁启智忍不住郁闷,尤其看到年轻世代主张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,但整个香港社会却没有对这议题有细致的讨论,一方认为这是解决香港困境万灵丹,另一方认为这是不得讨论的大禁忌。于是决定一个人背上行囊,去走访前苏联国家:爱沙尼亚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乌克兰等多国,看看他们的经验:他们是如何独立,独立之后又如何。

这书书名看起来或许有点耸动,但在香港的思想光谱中,梁启智并不被归于“港独派”,此书也不是要去推广港独,而更多是提问(乃至质疑):追求独立在什么时候才有用?在什么条件下会有害?如果独立是自决的唯一道路,这条路是否只得一个美好的终点,还是会有数不清的陷阱?独立该如何解决内部不同族群的认同冲突问题?

对这些国家而言,脱离了原来专制的苏联的独立之路同时也是民主化的开启之门。但事实上,从爱沙尼亚到白俄罗斯,这些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,在后来的经济发展程度、民主程度,甚至与俄国的关系,都有巨大的差异。独立既不会带来同样的结果,对每个国家而言更非一劳永逸、从此幸福的政治工程。

这书并非严谨的调查报导,而是作者个人的游记兼反思,他特别爱去这些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以及政治场所,看看他们如何再现╱书写他们的历史,笔调轻松又发人深省。

作者在最后一章提出几个大问题,很值得深思。列举一二:

1. 这些国家的独立之路何以会成功?虽然爱沙尼亚人的独立之路,有议会选举、有群众抗争,看起来是典型的反对运动力量推翻了专制政权,但爱沙尼亚占领博物馆给了他一个吃惊的答案:“幸运”。

但的确符合比较民主化理论的重要结论:民主化的出现常常是因为旧政权自己的危机(包括经济危机),或者执政集团内部分裂——这两者的确都是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出现的状况。不过,反对派力量乃至公民社会并非不重要,因为他们会决定旧政权在出现危机之后的政治转型过程,以及转型之后的新民主样貌。

2. 独立等于真正的民主吗?作者站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总统府前,思考如果香港独立后,总统选举是假选举,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,这种独立又如何。

这的确是包括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在内,许多看似有表面民主选举国家的现状,也被称为晚近几年全球民主的退潮。

3. 一个新的国家如何面对原来宗主国的移民,是作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。他问到:“高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,有必要贬低别人的身份认同吗?”或者,有必要把外来移民推向对立面?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,两地在独立后都向已经定居的俄罗斯移民采取排拒的态度,结果是在国内制造一批欠缺对新国家认同的边缘社群。当然,问题真正的复杂性在于这不只是两种认同,而是这些俄罗斯人是来自过去统治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国家,现在依然是他们旁边具有敌意的大国。

这是当下香港面对的关键议题,这也是台湾走过的路程。1990年代开始,台湾出现严重的族群冲突,但逐渐的,许多人开始推动不同族群经验之间的理解,开始推动多元文化认同。但现在的香港,这当然是很困难,因为香港现在连高度自治的地位都还称不上,而且显然从这次对13位因为争取土地正义加上3位雨伞运动的青年领导者的加刑监禁来看,连法院都已经崩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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